节育环遗痛

导读

因节育环不良反应而身心饱受折磨的女性打官司讨说法，裁判尺度不一、举证难度大，维权之路异常艰辛

纱布上，一个刚刚从身体里取出的节育环。作为在中国曾经大规模推广的避孕方式，节育环出现在大众视野，往往与“疼痛”“鲜血”联系在一起。

文丨财新记者黄雨馨实习记者梁舒婷

图丨财新记者蔡颖莉

两个共存了8年的节育环，从陆瑛体内取了出来。那是年4月底，这位浙江浦江县前吴乡的农妇觉得，“自己像重生了一样”。 　　

年生下儿子后，陆瑛响应计划生育号召，上了第一个环。六年后她被告知“环掉了”，又上了第二个。那以后，她的经期延长至20多天，身体虚弱早衰，无法正常生活；子宫压迫膀胱导致尿频，每隔两三个小时便要上一次厕所，一夜睡个整觉对她是一种奢求。 　　

距离浦江县多公里外，与陆瑛同龄的滕优霞租住在上海西郊。滕优霞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一间月租金元、面积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是她能活动的极限。肚子似怀孕六七个月大，虚弱、憔悴、行走困难，是滕优霞近几年的常态，而腹痛、下体严重出血已伴随她20余年。滕优霞和丈夫认为，这一切源于22年前在安徽繁昌县老家取环不彻底，导致她体内有节育环残留物。

　　

节育环，医学上称为宫内节育器（IUD），是一种放置在子宫腔内的避孕装置。初期使用的IUD多是环状的，因此通常称作节育环。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推广单圈式宫内节育器，即广为人知的金属节育环，年中国研发出V形含铜宫内节育器，99年研发出含药含铜的γ-型宫内节育器，此后宫内节育器种类不断增加，成为主要的避孕节育方式。到2世纪初，全国采用IUD避孕的妇女占已婚育龄采取避孕措施人群的50%，占全世界使用IUD的70%。20年底，中国正在使用IUD人数达到.32亿，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任何避孕方式都是双刃剑。月经改变、腹痛等是使用节育环后常见的副反应。在实际使用中，节育环存在带器妊娠、脱落、因症取出等终止使用的问题，也会发生感染、穿孔、节育环嵌顿等并发症，给女性身心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尤其是农村妇女，几十年前缺乏知情了解之下被通知去计生站或者卫生院放置了节育环，因为各种原因发生不良反应后，又因为贫困和健康意识缺乏，未及时就医，不仅身体、精神上伤害加重，更是对家庭的沉重一击。

　　

多篇医学论文指出，育龄妇女宫内放置节育环发生不良反应后，护理与妥善的处理至关重要。

　　

生于年的吴尚纯，从年至今一直在原国家计生委科研所（现为国家卫健委科研所）从事女性计划生育临床研究，是中国避孕节育领域的专家。她对财新记者指出，不仅部分女性对放置节育环缺乏认知，很多医生对不同种类宫内节育器的性能特点也缺乏了解。

　　

当陆瑛、滕优霞们终于明白身体的病痛与节育环有关，开始医院协商，后来上访、打官司，试图找到一条救济途径，但很快陷入困境——陆瑛在浙江打行政诉讼，法院说“告错了”，应该打民事官司；滕优霞在安徽打民事官司，法院也说“告错了”，这不是民事案件。

　　

因节育环而陷入病痛的女性，有的被国家纳入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群体予以救治帮扶，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在此列。在中国农村，多数中老年女性对抗这种痛苦的方式是“不想它，不讲它，遗忘它”，只要“日子能过下去”。

　　

也有女性对财新记者表示，想让更多人知道她们经历的苦难，以期大众能“看到她们”，给女性更多关爱和现实的帮助。

无尽的病痛

陆瑛是选择站出来发声的女性之一。回忆起三年前终于把节育环取出，她神色明亮，语气上扬，抑制不住激动：“那晚我连续睡了七八个小时，真是太舒服了！”年4月29日，陆瑛取出两个节育环，随后决定为持续多年的痛苦讨个说法。

　　

陆瑛生于年5月，在外打工时遇到丈夫，从江西老家嫁到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前吴乡。年，计划生育抓得正紧，24岁的陆瑛生下了一个男孩，便被要求上节育环。她还记得，上环后除了一开始有些腰疼、肚子疼，没有感到明显不舒服。丈夫的家在山里，两人干农活勤快，农闲时做点手艺活，日子过得渐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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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另一面是，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女性中，不少人是节育环的支持者，其中不乏主动推荐其他女性使用节育环。除了堕胎的伦理问题，她们的观点是，“要上环，这对于女人自己也是一种保护”。

记者手记

性行为、人工流产低龄化，性教育怎么做？[-0-0]儿童性侵害、艾滋病感染、非意愿怀孕、性别暴力等现象频发，正严重威胁着儿童生存健康，但在中国谈“性”色变的现象仍然普遍。专家呼吁应在中国校园更广泛地普及全面性教育。

　　

近日，一位家长在社交平台怒斥，老师给9岁孩子在课堂讲怀孕和和性别知识，她认为“女儿还小，不希望老师教给孩子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引发争议。在专家看来，性教育被污名化依旧存在，很多家长老师羞于谈“性”，大规模入校推广需要更多力量参与。

　　

“目前对‘性教育’的称呼可谓千姿百态，如生理卫生教育，艾滋病预防教育，甚至守贞教育等。有人认为性教育就是性行为的教育，对这个名称一直避讳。有人认为性教育在中国已经普及了，理由为初中就有生物课。但如果全面了解这一概念就会发现，中国的性教育其实还是很遥远。”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李红艳在9月25日由中国好公益平台主办的论坛上说。

梁建章：广州教育部门应取消入学与计生挂钩做法[-06-3]过去，我国部分地区将孩子入学与家长执行计划生育的情况挂钩，在孩子办理入学注册时要求家长提供“计划生育证明”，或者对申请入学的孩子按照是否符合计生政策而区别对待。例如，20年9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新学年开学初，一些学生家长向媒体和上级教育部门反映所在县(市、区)将小学生入学注册与计划生育挂钩。闽北某县要求，“从20年秋季入学起，全县幼儿园(包括私立)、小学一至三年级学生办理入托入学手续时，要求学生提供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计生办出具的《计划生育情况证明》。无证明的，予以暂缓注册，待学生家长履行完计划生育相关义务后，予以入学。”

　　

我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所有适龄儿童，意味着既包括符合计生政策出生的儿童，也包括不符合计生政策出生的儿童。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可见，部分地区将学生家庭的计划生育状况与孩子入学注册挂钩的做法，明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侵犯了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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